那些死后还被同行嫌弃的学者，到底干了啥？ | 周末趣谈
对于那些兢兢业业、为科学奉献一生的学者来说，他们去世后通常会有学界同行为其撰写一篇强调逝者贡献和优秀品质的讣告。然而有些“成果颇丰”的分类学家却在死后的讣告中遭到了同行们毫不留情的指责和嫌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分类学者“相爱相杀”呢？
来源 Nautilus
撰文 Ansel Payne
编译 戚译引
图片来源：Pixabay
康斯坦汀·拉芬内斯克（Constantine Rafinesque）去世才几个月，阿萨·格雷（Asa Gray）便坐下来，为《美国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撰写他的讣告。那是 1841 年，格雷很快要加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和哈佛大学教职工团队，即将成为他那一代最受尊敬的植物学家。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沙漠灌木中有一个属刚刚被命名为 Grayia。
相比之下，拉芬内斯克却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个出生于土耳其的杂家于前一年的秋天死于癌症，同僚形容他是个“彻底的疯子”。他留下了对动物学和地质学杂乱无章的描述、一本美国土著古坟目录、一篇 5400 行的史诗（含脚注），以及最重要的，一系列对北美洲植物连篇累牍的描述。
康斯坦汀·拉芬内斯克（Constantine Rafinesque，1783-1840）| 图片来源：Wikipedia
正是最后这项吸引了格雷的注意力。在拉芬内斯克的植物学研究中，有超过 6000 个新种的描述，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人试图描述的植物数量——事实上，超过了古往今来的记录。这本该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如果拉芬内斯克是个正经植物学家的话。
“我们的任务，”格雷提笔写道，“尽管在我们看来是必要的，但是总的来说不太愉快……”
尽管这位教授希望对拉芬内斯克的生平作出“完全公正”的描述，他仍然感到“与此同时，也有责任反对他后来的所有植物学研究工作，和早期的一项工作……我们认为，对于这些新的属和种，只有一种可能的意见：它们必须被看作虚构的， 不值得半点关注。”
到最后，格雷写道，拉芬内斯克的“建立新属和新种的热情，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完全的偏执。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出的最为仁慈的推测。”拉芬内斯克 “荒谬的”植物学遗产，格雷写道，不过是一堆“有趣的胡说八道”。
拉芬内斯克一生中制造了数千篇相关研究领域前所未见的糟糕论文。那些论文充斥着错误和疏忽，简直是粗制滥造的标准示范。他的描述非常模糊，读者甚至无法将它们和真实的植物联系在一起，而且他看走眼的才能堪称传奇：他提出的许多“新种”其实是学界已经很熟悉的杂草。
在分类学的历史长河中，格雷的文章并不算最恶毒的讣告，甚至还不算最糟糕的。
“对他的人生我没什么好说的”
“比他的科学界声望来得晚了二十多年，在对昆虫学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伤害之后，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离开了我们。”
沃克的讣告出现在 1874 年 11 月的《昆虫学家月刊》（ Entomologist’s Monthly Magazine）上，没有署名。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对于他提出的数万个新种里的绝大多数，“所有清醒的昆虫学家都会对它们嗤之以鼻”。不止一次，讣告作者将沃克的工作称为“邪恶的”。
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1809-1874）| 图片来源：Wikipedia
沃克的职业生涯其实有个好开局。他最早的工作是关于小蜂的一项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认为“标志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时代”。尽管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他仍然渴望在英国的主要学术团体中谋得一个永久职位。当他与这样的职位失之交臂时，沃克，“在一个不幸的时刻”，选中了一大堆聘书中的第一个，到大英博物馆对昆虫进行分类。（编者注：当时大英博物馆包含考古文物收藏和博物学收藏，到 1963 年才将博物学收藏划分出去，成立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就是麻烦的开始。沃克搬出了一抽屉一抽屉的昆虫收藏，把描述几千个新种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些物种遍布了昆虫中所有主要的目。这项任务实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或者说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范围。“结果，”讣告作者写道，“与预想一致。这项工作完成得很机械，‘新的属和种’被以最规整的方式建立起来……”这个谦虚的英国人结合了拉芬内斯克式的勤勉和无能，一手对全世界的昆虫分类造成了破坏。
随着沃克发表的可疑名字越来越多，涉及的分类范畴越来越广，来自昆虫学界的反对也越发强烈。随着大多数主要的目被他染指，他曾经“在昆虫学界的名望已经受到了极大损害”。当他 65 岁去世的时候，昆虫学界在深切怀念他的同时，也全体长出了一口气。讣告作者补充道：“我们真诚地希望将来不再需要撰写这样的讣告，也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昆虫学界的后来人身上。”
沃克的漫画形象，由英国博物学家 Arthur Butler 创作（1890年）。| 图片来源：WIkipedia
沃克不会是分类学界耻辱柱上的最后一位。相比之下，克劳德·莫利（Claude Morley）于 1913 年撰写的讣告才叫不留情面。逝者是彼得·卡梅伦（Peter Cameron），一个来自苏格兰的分类学爱好者，热爱中美洲的昆虫。
“彼得·卡梅伦去世了，正如大多数价值半个便士的报纸在 12 月 4 日所报道的那样。对他的人生，我们能说些什么？没什么好说的，因为那和我们毫不相干。对他的工作，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太多了，因为他为我们和后人留下了最为丰富和混乱的研究，超过了过去多年中任何个人的成果。”
在卡梅伦去世五十年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分类学家理查德·伯哈特（Richard Bohart）重申，卡梅伦的工作“粗心大意，描述粗糙，地理位置数据通常模糊或缺失；他的遗传学论文充满了独特的错误和矛盾，而且没有插图”。伯哈特完成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梳理了卡梅伦对北美洲小蜂的研究，发现卡梅伦提出的上百个命名几乎全部是无效的。
左图为拉芬内斯克的研究，右图为和卡梅伦的研究，他们两人都令同行头疼不已。| 图片来源：左图来自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flickr，右图来自 wikipedia
分类学的自由与混乱
分类学家对生物进行命名和分类的方式将所有人织进了一张相互联系的大网，一直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当一名像拉芬内斯克那样的搅局者进入了这张网，局势就会变得非常紧张。关于命名和分类的争论可以在论文中绵延数十年，这既让分类学领域充满活力，也成了它固有的软肋。
首先，识别物种就是一个难点。尽管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中的定义看起来都足够明确，但是在大自然中识别明确的物种分界可能相当令人头疼。两个群体之间的微妙差异究竟是有意义的，还是仅仅是背景噪声？分类学家能依靠的只有数量有限的标本或少量的遗传证据，他们往往要凭借直觉和经验来作出判定。
其次，种的定义不过是暂时的，它有可能被最新证据推翻，例如更多的标本、新的遗传学数据或更范围更大的地理调查。任何一个分类学家都可以根据最新证据和自己的判断改变任何一个物种的分类。事实上，这让分类学能够朝着健康而自然的方向发展，并且最终能让分类和演化史达成一致。
现代分类学的祖师爷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由他改进和推广的双名法已成为现代分类学界的通用标准。| 图片来源：Wikipedia
自由和稳定之间的冲突早就存在于两个官方规定中：《国际动物命名法规》（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简称 ICZN）和《国际藻类、真菌和植物命名法规》（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简称 ICN）。这些文件由分类学家们定期更新，对如何对物种到更高的层级进行分类作出了明确、合法的规定。
这两部法规和分类学的整体稳定的核心，就是优先原则（Principle of Priority），即对一类动物的第一个有效的科学命名将成为它的正式名称。例如，假设林奈在 1758 年命名了一个物种，并且这个物种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种（没有被划分或合并），那么林奈的命名就能得到保留。
优先原则构成了分类学的主心骨，如果没有它，分类学将沦为一座巴别塔，分裂为一大批相互竞争、互不相容的系统。但优先权引发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分类学家需要持续梳理古老的文献，才能确定各个物种的恰当的名称。另一个结果就是，改动分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影响。
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了平衡稳定与自由，条约通常在命名质量的问题上保持缄默：任何命名的提议，无论它有多么异想天开、多么站不住脚，只要它按照条约的规定进行发表，就能算数。ICN 规定物种描述必须被发表在印刷品上，并进入图书馆，能够被植物学家阅读；而 ICZN 最近放松了要求，物种描述可以发表在能被公众接触到的印刷品上，或基于网络的数字出版项目。两个规定都不要求经过同行评审：只要你能把论文印出来并分发出去，你就能随心所欲地描述任何东西。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昆虫收藏。| 图片来源：http://www.nhm.ac.uk
这种自由既为爱好者们创造了一片空间，也让无能之辈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优先权原则将所有的分类学家织进了一张复杂的、相互交错的网，如果一个物种描述仅仅是错误的、几乎不被认可的，或者说不恰当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得不到分类学历史的承认。而在其他领域，比如说物理学吧，那些被写在餐巾纸上、用没有机构标志的信封寄出的“大统一理论”最终的归宿只能是垃圾桶；然而生物学家，无论他们自己的意见如何，都得应对任何一个被发表的新名字。对于应付（或者说“修订”）这些被发表的不正确的名字，分类学家虽然谈不上乐意，却也无法忽视它们。
在一片飘荡着幽灵的领域，总有人要去应付死者。这就是分类学家们热衷“鞭尸”的原因。以拉芬内斯克为例，尽管格雷认为应该全盘忽略他的工作，后来的分类学家可能会将这种抵制视为对命名法的侵犯。
事实上，由于拉芬内斯克的工作包罗万象，而且他提出的一部分新种实际上是有效的，分类学家不得不一直收拾他留下的乱摊子，直到 20 世纪。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在 30 到 40 年代对拉芬内斯克的大量工作进行了索引和纠正，他指出：“如果拉芬内斯克从没写过或发表过这个领域的任何东西，我们今天不知道能过得多么舒服。”
相爱相杀何时休？
现代分类学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外包”。2006 年，超过 50 名科学家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向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提出抗议，反对德万南·马克翰（Dewanand Makhan）的工作。马克翰是个昆虫学爱好者，常常将乌得勒支大学列为自己的工作单位。（他当时是大学的植物标本馆的合同工，不属于教职工团队；目前他在论文中列出的是个人地址。）
“许多年来，”公开信中写道，“马克翰博士已经对分类学和动物命名学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发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范围涉及昆虫、蜘蛛和腹足类。这些论文质量低劣，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一群研究蚂蚁的学者还要更加直白，他们写道，马克翰于 2007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是“蚂蚁分类学历史上最不靠谱的论文之一”。
马克翰的物种描述短得出名。他的论文没有清晰的科学图表，而大多配上模糊失焦的照片。最让同行感到恼火的是，马克翰的许多“新种”一眼就能看出是已经被描述的昆虫，至少他们能看出来。尽管许多文章和博客指出了这个“马克翰问题”，新的论文仍被不断发表，它们大多出现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不经过同行评审的小期刊上。（直到 2015 年，马克翰还描述了一种水甲虫，称之为 Desmopachria barackobamai，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命名。）
马克翰的论文以低清画质闻名，这是他论文中的一张照片。他提出用自己的儿子给这种蚂蚁命名。| 图片来源：www.antwiki.org
随着数字出版的到来，专家和爱好者之间的分界线正在消融，科学界为新的声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机会。很不幸，这些机会的产生也伴随着代价，大量涌现的信息正在挑战科学家和爱好者们的甄别能力。
尽管眼下学界中的讨论有望修订相关规定，对哪些出版物能够改变物种分类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许多分类学家很清楚怎样的行为会损害爱好者的贡献。还有那么多物种有待发现，而生物多样性又面临着威胁，他们知道这个领域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
分类学试图平衡它的崇高理想和那些不守规矩的参与者之间的矛盾，这为我们认识整个科学领域上了一课。尽管我们常常认为，科学就是通过寻找答案、通过小心细致的检验，将犯错的可能最小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科学的本质是人性的，这点不可避免。在矛盾中间的某个点上，才会发生真正的进步。
我是在阅读彼得·卡梅伦的另一篇讣告时意识到这点的。这篇讣告来自卡梅伦家乡的一份报纸，《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
“全世界的科学家对彼得·卡梅伦先生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卡梅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也是土生土长的格拉斯哥人。……一名医生表示，卡梅伦先生对自己疏于照顾；尸检表明他的死因是酗酒……近来他的处境不太好，英国皇家协会中的某个团体为此进行了筹款，将款项多次发放给他，以满足他的生活需要。”
2014 年，巴拿马大学和西班牙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群昆虫学家描述了一个瘿蜂新种，它被发现于巴拿马的巴鲁火山（Volcán Barú）上的橡树中。这种瘿蜂体长不到三毫米，有两对纹理精巧的翅膀；与在美国的亲戚相比，它的触角多出一截，喉部的形状也略有不同。
它的名字就叫卡梅伦瘿蜂（Callirhytis camer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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